返回施蛰存之“四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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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在《拾遗小笺》一书的下篇是对施蛰存先生的“拾遗”,一共选了七篇文章,其中五篇文章谈到施蛰存的“四窗”:

《文章自由 人格自由——悼施蛰存先生》:“有人曾想以‘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来形容施蛰存,虽说是出于好意,但以施蛰存的博大精深,绝非这样的概括所能涵盖。他所开启的“四窗”(即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北窗金石碑版考释)的成就和境界,早已超出了我们一般所界定的‘海派’的范畴。”

《施蛰存先生侧记》:“生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施先生虽然‘窗开四面’(指现代小说、古典诗词、碑版书法和外国文学翻译四大方面),著作等身,名扬中外,但当时他老人家的研究重点在唐诗和词学上,写《唐诗百话》,编《词学》丛刊,忙得不亦乐乎。本来不应有太多的接触。”

《施先生的“西窗”与<老古董俱乐部>》:“施先生晚年自喻,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这早已为读者所熟知。最近又有论者提出,施先生其实还开了第五扇窗户:时事批评,也别有见地。但对西窗,还可作些具体分析。施先生在文集总序中明确告诉读者:‘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是我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我大约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这些译文,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只是是为了出版社效劳的工作,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显而易见,施先生有意识地把他一九五〇年代的翻译工作排除在他的‘文学事业’之外。换言之,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一九七〇年代以后所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才真正属于他所追求的‘文学事业’,才是他真正开启的‘西窗’”。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编选者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学术史上,施先生扮演的角色都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作为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编辑家,施先生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众多建树完全可以用‘杰出’两字来形容;作为唐诗研究家、词学研究家、金石碑版研究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施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样令人瞩目。所谓‘四窗’,每一扇窗都是如此灿烂辉煌,以至今人要研究施先生,不能不感叹‘北山’的博大精深,难窥堂奥。”

《施蛰存:媒介中的现代主义者》:“施先生存具有多种文化身份,他不是一位单一的作家,只会写写小说和散文,而是正如他自己一再所说也已经广泛流传的,他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新文学创作;南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古代碑贴研究。他这四扇窗,每扇都开得很大,开得有声有色,成就斐然。”

反复地提及施蛰存的“四窗”,搞得我看过几篇后,就只记得施蛰存的四窗了。

2019-05-16 16:40 星期四 〖回复:0 / 阅读: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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