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词之句读不葺之诗
王兆鹏在《从诗词的离合看唐宋词的演进》一文中聊到“以诗为词”时，主要谈到了苏轼词：
以诗为词，给词体带来最大震荡变化的无疑是苏轼。苏轼以诗为词”，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的移植，更是全方位地向着诗歌传统的回归。跟五代宋初词相比，苏轼词的语言风格、审美趣味、艺术境界、表现功能和抒情方式都有新的变化，即由“歌化”词向着“诗化”词转变。
词的语言由香艳变为清刚。由于向着诗歌传统的回归，把词当作诗来写，词的语言开始出现回归自然的倾向。元好问即说东坡词“清壮顿挫”，是以自然为工，所谓“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东坡词的语言风格是清丽自然，刚柔相济。前人对此多有论评，张炎谓东坡词“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周济说东坡词“韶秀”。南宋汤衡则说:“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去浮靡之气，就是脱离温词香艳的语言风格而与诗歌语言的自然清新相贴近。（P24）
审美趣味的女性化变为男性化。与语言风格同步，词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女性化的柔软艳丽之美变为男性化的刚健之美。温词凸显的是女性的细腻与柔软，东坡词挥洒的是男性的力度与高昂。汤衡说东坡词“无一毫浮靡之气”，胡寅说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都注意到了东坡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且看东坡《江神子:密州出猎》那“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豪情，《念奴矫赤壁怀古》里周郎“谈笑间，橹灰飞烟灭”的英雄气概，都是典型的男性雄风，男性气度，与温词截然不同。而东坡《定风波》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又显示出男人特有的洒脱超然。即使是咏美人，也是表现其“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新郎》“乳燕飞华屋”）的清高孤傲。而在悼亡词里，苏轼也没有忘记表现“尘满面，鬓如霜”（《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男性自我形象。男子汉气概的挥洒，男子汉形象的回归，预示着原由女性形象一统江山的词坛被分割打破。从此，男人和女人各占词坛的半边天。（P25）
“李清照更是直接反对以诗为词，批评东坡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强调词‘别是一家’。苏轼虽然也说过其词‘自是一家’，但他是从创作论的角度主张词作要像诗歌一样有自我的个性风格。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则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词体要有自身独立的本体特性，要求词不能写得像诗，更不能被诗同化。”（P28）
在王兆鹏《宋词三变说》一文中，又谈到“自是一家”：
苏轼才情横溢，写什么都能写出精品，玩什么都能玩出第一流。他偶尔染指词的创作，不经意之间，就能写得独具面目、与众不同。正如金代诗评家王若虚所说:“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P43）
苏轼从事文学创作，是为了表现他的性情怀抱，“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以至于“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当他用词来创作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会突破词体久已形成的惯性思维和创作观念，自由地挥洒自我性灵，痛快地书写自我人生。他曾对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里提到的一阕，就是他三十九岁时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的正 是他意气风发的情怀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从此，词体不只是适合十七八岁女孩儿低吟的相思调，也是同样能让东州壮士高唱的进行曲。
苏轼由于“乌台诗案”而贬谪黄州后，一度不敢写诗。因为他的诗曾被政敌罗织成罪，不免心有余悸，所以写诗作文时就非常谨慎小心。而词在当时还被视为“小道”，是娱乐游戏的文字，不像诗那样具备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功利色彩，政敌不会到词里去窥探政治寓意，闻嗅政治气味。因此，苏轼在黄州期间，就放开手脚，尽情写词，黄州也就成为苏轼一生词作历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的许多经典名篇都是写在黄州期间的。（P44）
苏轼的革新，最主要的是把原为人乐歌唱的词体当作抒情言志的诗体来写，突破了诗词的界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诗为词”。词经温庭筠定型以后，就与诗歌划清了“界线”，形成了一种自觉的分工：诗言志，兼叙事；而词只言情，且多言私情、柔情。词以小巧为美，以秾艳为美。词体只书写个体化、私人化的生活空间、隐秘幽微的情感世界，不涉及士大夫社会化、政治化的生活世界和情怀志向。比之人物，诗如壮夫，词如艳妇。遵循这种“潜规则”的，才是词的“本色”，属于词的“正宗”。否则，就是“变调”。苏轼，不是以气盛言宜的理论宣言，而是以精彩绝伦的创作实践无声地突破和超越了诗词的这种“潜规则”，他既用词来写私情柔情，同样也用词来写豪情性情，他将那些“人生如梦”的人生思考、“长恨此生非我有”的人生困境、“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态度、“一旦功成名遂”即退隐山林的人生理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的人生感悟、“西北望，射天狼”的政治抱负，以及“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自然奇观，全都寄之于词，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词世界。到了苏轼这里，词才有了“思想”含量！词才见出创作主体的人格个性和精神风度。苏轼用一系列经典名作表明:词不仅长于写儿女柔情，不只是一种调笑游戏的文字，还跟诗一样，能庄重严肃地表达思想，表现真情，写出个性！“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从此，在文士的意识中，写词，不再是一种无谓的娱乐游戏，而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创作。这就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词体的轻蔑态度，从根本上提升了词体的文学地位，也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北宋后期，“诗词”二体开始并称，即表明词体独立的文体地位得到了基本的认可。（P45）
苏轼写词，追求抒情言志的自由，注重词的文学性、可读性，而不太重视词的音乐性、可歌性，把用来歌唱的词改写成了宜诵而不宜歌的诗。这一方面开启了词体新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新的流派（即所谓“苏辛派”或“豪放派”），而受到推重尊崇。另一方面，因为改变了词的传统作法，有违词的“本色”，不是“正宗”的路数，所以在他生前和身后也受到一些指责。如“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李清照也批评东坡词不协音律而难歌，是“句读不葺之诗”，而非“别是一家”的词。当时苏轼作词的，不过黄庭坚、晁补之等寥寥数人而已，大多数词坛后过颇不以为然。所以南北宋之交的王灼在说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的同时，也指出：“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P46）
王文多次提到李清照批评东坡词不协音律而难歌，为“句读不葺之诗”，苏东坡称自已的词是“自是一家”，李清照则说其为“别是一家”。
2020-04-03 星期五〖Comments: 0 / Read: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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